参考文献：[1] 参阅段德智：《从中国礼仪之争看基督宗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维真学刊》2001年第2期。

[17]袁刚等编：《中国到自由之路：岁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熊十力早年曾入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但1932年他却出版了《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以儒学的立场批判佛学，并且因此而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的围攻。

而他也正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宗教定义，既确保了中国文化或儒学的宗教性，又确保了中国文化或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同构性。实者，无虚也，实践上的无虚【21】244。[28]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948年，唐君毅写出《宗教意识之本性》一文，将宗教意识界定为一独特意识，一自现实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脱之意识，开始肯定宗教价值和儒学中的宗教精神。为了解说他的这一立场，我们就不能不提及他的三期文化重现说。

1950年，唐君毅在《人类宗教意识之本性与其诸形态》中，又进一步将宗教意识界定为自自然生命解脱而皈依于神之意识【5】477。Cultural Consciousness, Claiming Kinship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ultural Self-examination——In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ts Discussions of the Religiousness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DeficienciesDUAN De-zhi(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Abstrac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igiousnes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the two generation Neo-Confucianists hold two opposite positions. The first generation Neo-Confucianists, Liang Shuming and Xiong Shili, maintain the doctrine that Confucianism is not a kind of religion.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o-Confucianists, Tang Junyi and Mou Zongsan, maintain the doctrine that Confucianism is a kind of religion, or has religiousness. The attitude of Claiming Kinship of Western Culture of Neo- Confucianists not only makes them fall into the fe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centralism, but also makes them fall into the fence of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Liang Shumings bringism, Xiong Shilis doctrine of returning to root and creating the new, Tang Junyis doctrine of the nine horizons of the Mind, and Mou Zongsans doctrine of satisfactory religion, are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ir inclination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Neither the Western cultural centralism, nor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helpful both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the religiousness of Confucianism and for the self- improve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the attitude of Claiming Kinship of Western Culture consists in seeking for outside. The key single-pace for stepping off cultural claiming kinship of Western Culture is to take back your heart from outside, and carry out the activity of cultural self-examination. To reflect means to examine. To become aware means to understand. Only through examining ourselves, we can understand ourselves. Only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we may say that we have truly become aware of ourselves. Only having truly become aware of ourselves, we may say that we have had consciousness. Only having had consciousness, we may be self-improvement. Therefore, cultural self-examin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agent and the historical right way for cultural self-improvement.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laiming Kinship of Western Culture; Cultural Self-examination; the religiousness of Confucianism本文发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进入 段德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自觉 文化攀附 文化自省 新儒家 。儒家的这种外部导向型的人格，王阳明曾指出过，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然而，只有哲人知晓所有三种快乐，而哲人选择了哲学（友爱·智慧）的快乐。所以，Thymos（血气）这一心灵中的激情，既可以与Epithumia（嗜欲）结盟，又能够克服肉身嗜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择之》）儒者全不理解或不理会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更别说具有西方自然法传统中系统而成熟的疑诘能力了。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对悳的解释是，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

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这就是孔子的仁所包含的人-礼（己-礼）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人-政治的关系，人是从属性的、听命性的。

聖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聖。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自编自演过一部著名喜剧《泽利格》（Zelig），描写了一个因渴望受人关注导致身份认同混乱的人物，你期待他是谁，他就会变成谁，你期待他怎样，他就会怎样。我们从中看到，悳得德三个字的亲缘性，但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作如是理解：悳（nous）作为一种心灵的机能（faculty）具有得的能力，即所谓心得，而德可看作是得事宜的成果或副产品，悳外在呈现为德也。苏格拉底为了驯服格劳孔的血气（争心），只是试着给了他一点点哲学（philosophy，友爱·智慧）意识，因为其他的任何劝告，都无异于空洞的道德说教。

55. 摘自：[美]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之民主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56. 转引自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P56 进入专题： 仁 礼 儒家 自由 。（转引自《主体解释学》，P34）14. Psyche常被翻成灵魂，但个人以为，心灵较为准确，包含有心理、灵魂。[1]即便天下真会掉下林妹妹，没有能力怎么可能接得住。严格地说，中国是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更没有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看起来比大多数人都更聪明，但实际上是流俗的和狭隘的（conventional and petty），只不过表达了常常默而不语的共同意见。[54]哈里·S·杜鲁门说：在民主政治中没有不可或缺的人物。

而楚文化则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华夏文化的原初性和丰富性，战国时代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百家争鸣，有学者就指出其与楚文化北上有重大关系，老子和庄子据说都是楚人，但是遗憾的是，到了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王弼（226-249）的主必致一，执一御万，中华的主流文化从执中变成了执一，逐渐走向了狭隘、单一乃至石化，即远看是树林，近看是石林，大多都是山寨货，诚如李贽所言，执一便是害道。对于中国人的自由观，梁漱溟说过一句很传神的话：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不懂得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当一个更好的能力开始通过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权力对比才会发生变化。Politeia本义为form of government, polity, or regime（政府、政体或治理的模式），请注意form这个关键词，隐含了与人的nous和宇宙的nous的一致性要求，即善生活方式的要求，form of the Good。赫氏的becoming相当于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势，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异，势既然而不得不然。两人当时心态的微妙差异，似乎已经预定了各自的未来命运，与自视甚高、骄傲自满（满到只差取而代之了）的项羽相比，刘邦多了那么一点见贤思齐的虚心，从而有容人之量，这或许是其能后来居上、竞取天下的关键之关键。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周家天下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性质（若说成是殖民主义也并不嫌夸张），周公之礼是伴有杀气的，例如，厥或诰曰：‘群饮。Nous（理智）指向智慧，亦即哲学（philosophy=philia（友爱）+ Sophia（智慧）），一种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渴望整全（wholeness）、竭力去认识一切事物第一因、过一种与Comos（宇宙）和谐生活的欲望。

民者故服于势（《韩非子·五蠹》），谁赢了跟谁（姜文，《让子弹飞》），克己复礼从本质上而言就毫无阻抗地变成了怂己服势，当这个王朝的势散利失，即所谓的气数已尽，便又开始新一轮群雄逐鹿，进入一个下一个轮回。即便是纯按照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思路，纯按照狭隘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考量，真心为了孩子将来的生存或者说竞争力计，那也要至少明白什么叫错位竞争、差异化竞争或者反周期操作吧，把自己的孩子与其训练成任人挑选的白领，那何不培养成挑选别人的leader呢？要知道，21世纪最缺什么，最缺的是leadership（领袖力，领导力）与creativity（创造力），中国古人（比儒家古得多）的用词是王与聖，奥巴马的leadership难道能靠琴棋书画培养出来吗？乔布斯的creativity难道能靠琴棋书画训练出来吗？Leadership与Creativity的渊源，即是悳，即是nous，即如独立、探索、专注、坚持以及整全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判断力等自然天赋，这些自然禀赋在一个已经降临的风险社会中尤为重要，可怜可叹可悲的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什么热就干什么，但结果总是错过周期。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便希望天下人都克己复礼，否则嘛，后果就有点严重了，如果不克己复礼，那便就是不仁，就是非人，非人只配非人的待遇。

据柏拉图的著作《阿尔西比亚德篇》记载，苏格拉底上前与阿尔西比亚德攀谈并说服他，如果他真的想实现政治抱负，即治理城邦，并与斯巴达人、波斯王较量，那么就必须首先epimeleia heauton（（taking care of yourself，look after yourself，working on yourself），即关心自身，观照自我，呵护自己，为自己担心。转换为原初状态假定，以无知之幕为限定性条件，通过一种精致的直觉性观念[24]而达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这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谨慎的罗尔斯的理论并不以任何的人性假设为前提，但并不与nous假设冲突）。

我们不妨再回想一下殷周之剧变，周公制礼对德（悳）的内涵进行了改造，后果可能就是华夏文明分裂成为周文化和楚文化。或者说，logos只是nous抵达自身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梯子，维特根斯坦把命题（propositions）比作梯子（ladder），在登上高处之后，就必须把梯子扔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却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或者反推，遗忘了自尊（及内在许诺的自由），就搞不清何为私，搞不清就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不可能内生出自制、妥协及相互性的规则，没有自制、妥协和规则，人际间的相互作用就极强且充满不确定性，那就需要一种外部的老大哥来调节甚至控制和压制来供给一种秩序或曰稳定，国人不是常因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叫来警察嘛，逐渐地，老大哥就获得了自身的正当性，自治反而也失去了本身的基础，一个自由度极低的社会便型固了，无规则，靠侥幸，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但是，这种眼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人看成了文化的附庸，而没能理解文化只是人的附庸，要知道各种文化（范型）包括其滥觞充其量只不过几千年而已，而人的进化却有数百万年，谁比谁应该优先呢？不言自明。在《斐莱布篇》（Philebus）中，苏格拉底假设个体的nous分有宇宙的nous（Nous in individual humans must share in a cosmic nous）——这倒是可以藉由时下常说的小宇宙和大宇宙来理解一下，当然，nous所指的不是能量，而是整全的理性。

只言成败，不谴是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然，尤为重要的是，任何对平等的自由的限制的主张，即便是声称这种限制是为了平等的自由本身，也必须按照某种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形式向社会全体公民提供公共证成（public justification），即必须诉诸于开放的、可确定的证据和事实，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可以接受的合乎理性的前提和简明的有效推理，以便就我们认为是最合乎理性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达成合乎理性的结论，且要接受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多数投票原则的约束。

[56]当然，我们所致力于寻求的转型框架，应该不仅能在理论上严格成立，而且在实际中也能真实可行，更重要的是得赢得广泛接受。我们亦不妨以这样的视野来理解韩寒或者说韩寒现象，韩寒即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鲁迅笔下的狂人，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天赋直觉（悳、nous，王阳明的词儿是良知，李贽的词是童心）、自然品味与common sense未被克己复礼的陈词滥调所扭曲、所吃掉，而得以活成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永不可抵达却又散发着无限魅力的历程，即是一个从有我收敛于无我的进程，最终的无我之境即如庄子所说的至人无己。10.闻道而悦者，好者也。Epithumia（嗜欲）的是指向饥饿、口渴、性欲等肉身的感官欲望。那么，什么又是孝悌呢？子游问孝。

我们需要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们需要用病理学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己，但这却相当不容易，尽管胡适早有言曰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如果我们把心灵比作种子，那么语言便是土壤，儒家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成型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土壤的板结化过程。

那么，在最根本上而言，心灵的治疗便是学习如何去死，在古希腊，哲学和心理学是一回事儿。愤怒的趋向是为自私赋予合理和道德的色彩。

孔子无疑是个爱读书的人，主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又主张学而优则仕，且嫌不够给力，又加了一句不仕无义（《论语·微子》），这倒是很符合其一生都梦想当官的官迷性格，而这一人生套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而仕+不仕无义=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严重地带坏了读书人的品味，深重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学风和人生追求，或者说，后世中国人不争气太容易被忽悠、被诱惑，卖拐的总有市场是因为蠢货太多，不然还能怎么解释呢？但与孔子这样的自我合理化的官迷不同，苏格拉底虽然经常与热衷于政治生涯的青年谈论政治，但是，议政而不从政，甘于做一名希腊的屌丝——矮穷丑苏老头绝对是齐活——而自得其乐。義形于内谓之悳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